母亲生前先后立下两份内容相悖的“遗嘱”，导致姐弟间产生继承纠纷并诉至法院。虽然法律明确规定，“多份遗嘱内容相抵触，以最后订立的为准”，但后订立的“遗嘱”被二审法院认定为代书遗嘱，因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被判无效。
这份判决让弟弟黄丁陷入深深的困惑：遗嘱是母亲的真实意愿，为何会被认定无效？自己悉心尽孝几十年，难道最终不能合法继承房产？
家住湖北省襄阳市的黄先生、彭女士夫妇共育有黄甲、黄乙、黄丙、黄丁四名子女，夫妇二人共有一套房产。
2001年，黄先生离世，其名下的一半房产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处理，由彭女士及四名子女平均分割。加上本来拥有的50%房产份额，彭女士共享有全部房产60%的产权。彼时，家产划分清晰，一家人相处和睦。
2012年11月，身体状况尚可的彭女士写下一份自书遗嘱，将自己名下60%的房产份额，留给二女儿黄乙，彭女士签字捺印。2016年10月，年事已高、行动不便的彭女士，由大女儿黄甲代笔，又立下一份标注为“遗嘱”的文书，明确整套房产归小儿子黄丁所有。文书上有彭女士签字捺印，黄甲、黄乙、黄丙三人以见证人身份签字，视为其均放弃了自己名下的份额，将全部房产留给黄丁。
2021年彭女士离世，原本和睦的家庭因两份内容完全相悖的文书产生裂痕，房产继承争议随之爆发。
二女儿黄乙率先反悔，并拿着2012年彭女士的自书遗嘱，主张继承母亲的房产份额；小儿子黄丁则拿着2016年的文书，要求获得整套房产的所有权。
曾经亲密无间的姐弟二人，因房产继承反目成仇、对簿公堂。
2022年4月，襄阳市樊城区法院依据“多份遗嘱内容相抵触，以最后订立为准”的法律规定，一审认定2016年的遗嘱合法有效。襄阳市中级法院二审后认为，2016年的文书为代书遗嘱，黄甲、黄乙、黄丙都是彭女士的法定继承人，与涉案房产继承存在直接利害关系，不具备代书遗嘱见证人资格，因此该份文书被认定无效。
“几十年来都是我守在父母身边，日常照料、看病陪护全靠我和爱人打理，当初姐姐们也都同意房子归我，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”二审判决结果让黄丁难以接受，申请再审被法院驳回后，他抱着一丝希望向襄阳市检察院申请监督。2024年3月，该院正式受理此案。
两份内容相悖的文书背后是否另有隐情？为查清案件事实，办案检察官多次前往社区走访，开展实地调查取证。调查结果印证了黄丁的说法：几十年来，黄丁始终与父母共同居住，是彭女士的主要赡养人。老人的日常起居、生病住院陪护均由黄丁夫妇全权负责，邻里亲友对此均有目共睹。就连黄乙的儿子，也从小跟随黄丁一家生活，两家关系曾经十分融洽。
办案检察官又分别询问了黄甲、黄丙，二人均坦言，母亲当年要求立下2016年的文书，正是感念黄丁多年来的尽心赡养。她们明确表示，自愿将自己名下的房产份额无偿赠予黄丁。
案件事实逐渐明朗：2016年的文书确属彭女士的真实意思表示。但新的问题摆在办案检察官面前——当文书的形式要件与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存在冲突时，应当如何认定这份文书的性质与效力？
带着这一疑问，办案检察官反复翻阅卷宗、梳理证据、研判法律适用，最终找到了案件的关键突破口：这份名为“遗嘱”的文书，本质上是全体家庭成员共同达成的分家析产协议。
遗嘱与分家析产协议，有着本质区别：遗嘱是被继承人的单方意思表示，仅能处分个人财产，且形式要求严格，必须符合法定的见证人规则；分家析产协议是全体家庭成员的共同合意，是家庭成员就财产分配、赡养义务等事项达成的一致约定，经全体家庭成员签字即生效，不受遗嘱见证人规则限制。
结合该案事实，襄阳市检察院经审查认为，2016年的文书虽名为“遗嘱”，但实质是家庭成员共同协商的结果。从形式上看，由彭女士口述意愿，黄甲代为书写，除受益人黄丁外，其余三名子女均签字确认，是全家协商一致的结果；从内容上看，文书不仅处分了彭女士个人的房产份额，还约定三名子女自愿放弃各自的继承份额，房产归尽赡养义务最多的黄丁所有；从核心逻辑上看，协议契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与敬老尽孝的公序良俗，是对黄丁多年赡养付出的认可，完全符合分家析产协议的法律特征。
查清事实、厘清法律关系后，襄阳市检察院依法提请湖北省检察院抗诉。湖北省检察院审查认为，2016年的文书内容合法、意思表示真实，案涉“遗嘱”实为大家庭内部达成的附赡养义务的继承放弃协议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，遂向湖北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。
今年3月，湖北省高级法院作出再审判决，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，认定2016年的文书为合法有效的分家析产协议，依法撤销原审判决，最终改判黄乙享有案涉房产10%的份额，黄丁享有90%的份额。至此，这场历时近5年、牵扯手足亲情的遗产纠纷终于尘埃落定。
（文中人物均为化名）
（来源：检察日报·法治新闻版 全媒体记者：戴小巍 通讯员：王伟才 陶文瑞 漫画：易得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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